摘要：當代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并沒(méi)有沿著(zhù)謀求建立主權民族國家的方向發(fā)展，而是強調在歐洲一體化的框架內實(shí)現自己的獨立，建立一種“后主權”性質(zhì)的國家。“后主權”意味著(zhù)主權是可以分享和分割的，蘇格蘭民族黨在1988年正式確立了“在歐洲獨立”(Independence in Europe)這種“后主權”理念，并一以貫之。究其原因，在于歐洲一體化能夠給蘇格蘭的獨立提供領(lǐng)土、經(jīng)濟、安全保證和廣闊的政治平臺，而蘇格蘭自身的“后主權”傳統與歐洲認同，也讓蘇格蘭人更容易接受“在歐洲獨立”。
原載《史學(xué)集刊》2020年第6期。
蘇格蘭獨立問(wèn)題已是老生常談的話(huà)題，在2012年愛(ài)丁堡協(xié)議(Edinburgh Agreement)簽署后，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更多地走進(jìn)中國學(xué)者的視野。[1]相關(guān)研究議題也從最初的探究蘇格蘭獨立緣由，到后來(lái)深入剖析英國政治結構、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并淵源等。[2]隨著(zhù)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失敗，人們的關(guān)注開(kāi)始減少。但實(shí)際上，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依然是值得學(xué)術(shù)界持續研究的問(wèn)題，其中最為重要的，也是過(guò)往研究所一直忽略的，便是該運動(dòng)所呈現出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分離運動(dòng)的形態(tài)，即“后主權”獨立模式。
縱覽2013年蘇格蘭的獨立白皮書(shū)，我們發(fā)現蘇格蘭民族主義者要求的獨立，如本·杰克遜(Ben Jackson)所言，僅僅是“在當今英國權力下放的基礎上進(jìn)一步擴大權力”。[3]在白皮書(shū)中，蘇格蘭民族黨反復強調的，是蘇格蘭在歐洲一體化框架下的愿景，是與英國仍舊保持著(zhù)五個(gè)聯(lián)盟的祈盼。[4]與之相比，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主張是：“這些聯(lián)合是，而且應該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他們對于不列顛王室的效忠，以及他們與大不列顛國之間的所有政治聯(lián)系，都應該完全解散。作為自由和獨立國家，他們有完全的權力去宣戰，簽署停戰協(xié)議，締結盟約，建立商業(yè)，以及完成獨立國家可能做的所有其他行為和事情?！盵5]因此，誠如某些學(xué)者所言，我們不可能將諸如蘇格蘭民族運動(dòng)這樣的獨立運動(dòng)，放在以往任何形式的國內政治結構中?！昂笾鳈唷眹?Post--sovereign State)應運而生。[6]那么，“后主權”獨立是什么？這種理念又何時(shí)、因何在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中得到確立？這些是本文要探究的問(wèn)題。盡管2014年蘇格蘭民族黨在獨立公投中未能取得成功，但這并未影響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的持續高漲，在次年的英國大選中，蘇格蘭民族黨甚至獲得了更多的席位。[7]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繼續秉持“后主權”理念，在英國脫歐后，蘇格蘭議會(huì )旋即提出了“第二次獨立公投”的主張，而“留在歐洲”是蘇格蘭民族黨提出的核心訴求。在此形勢下，對該問(wèn)題的探究既具有理解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的現實(shí)價(jià)值，在理論層面也有助于豐富我們對于主權和歐洲一體化的認識。一、“后主權”理念的由來(lái)與含義
主權理論自法國哲學(xué)家讓·博丹于1576年提出以來(lái)，經(jīng)過(guò)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的完善，已經(jīng)成為現代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屬性”。[8]主權指的是“國家固有的獨立處理國內外事務(wù)而不受外來(lái)干涉和限制的最高權力……具有絕對至高無(wú)上性和不可分割性”。[9]在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后，如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說(shuō)，“主權作為一個(gè)特定區域內的最高權力，成為一個(gè)政治事實(shí)”。[10]以此為標志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主權國家”這個(gè)現代國家概念。但當時(shí)的主權是屬于君主的，隨著(zhù)主權學(xué)說(shuō)的發(fā)展，主權理論逐步從君主主權發(fā)展到人民主權，而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運動(dòng)，將“民族”與“人民”結合。[11]主權民族國家這一新形態(tài)，進(jìn)入了快速發(fā)展時(shí)期，如彼得·德魯克(Peter F．Drucker)所說(shuō)：“從16世紀到20世紀，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現代帝國或超級國家，全都受阻于其無(wú)力超越民族國家，更別說(shuō)取代了?！盵12]然而，在主權民族國家快速發(fā)展的同時(shí)，這一概念所遭遇的挑戰也越來(lái)越大。這可以從三方面來(lái)加以說(shuō)明。第一，主權民族國家概念本身就充滿(mǎn)了界定上的困難，其中的每個(gè)部分都富有爭議。哈里·辛斯利(Harry Hinsley)在20世紀60年代談到，主權的存在本就不是一個(gè)事實(shí)，主權僅是一個(gè)關(guān)于政治權力如何行使或應該如何行使的觀(guān)念和主張。[13]美國國際法學(xué)家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也認為主權只是一個(gè)空洞的神話(huà)。[14]就民族國家而言，民族與國家雖然相互依賴(lài)，但也存在著(zhù)嚴重的對立。首先，兩者的基礎不同，現代國家基本以公民權利為基礎，旨在保障公民個(gè)人的權利和自由。但民族和民族主義以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和義務(wù)感為基礎，強調民族共同體的獨立和自由。[15]其次，民族邊界與國家邊界有差異，單一民族國家幾乎從未存在過(guò)。厄內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曾有名言：“民族主義，一言以蔽之，是一種關(guān)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論?！盵16]如果說(shuō)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需要保持一致，那么民族將成為挑戰國家合法性的最有力武器。連主權民族國家的范本——法國，其境內的民族成分，如朱邦造所言，“竟比前南斯拉夫更為復雜”。[17]這種對立，使得一些學(xué)者認為歐洲民族國家的構建本身就是一個(gè)問(wèn)題重重和未完成的過(guò)程。[18]第二，二戰后全球經(jīng)濟、社會(huì )、觀(guān)念的演變給主權民族國家帶來(lái)了新的挑戰。首先，以金融、生產(chǎn)、資本全球化為特征的經(jīng)濟全球化進(jìn)程逐步發(fā)展，并以一種勢不可擋的態(tài)勢出現在主權民族國家面前。許多跨國公司、國際組織正在全方位影響著(zhù)主權國家的經(jīng)濟決策與發(fā)展走向，如世貿組織的章程規定其成員不得隨意制定關(guān)稅政策，并在技術(shù)標準、知識產(chǎn)權保護、競爭政策等方面遵循相關(guān)協(xié)定，[19]這些都制約了主權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制定及其有效范圍。其次，近幾十年隨著(zhù)人類(lèi)對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介入愈發(fā)嚴重，全球生態(tài)問(wèn)題的爆發(fā)也日益頻繁，而這些問(wèn)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gè)全球框架，如1985年4月發(fā)生在蘇聯(lián)境內切爾諾貝利的核反應堆事故。在該核電站爆炸的數十天內，大量輻射性氣體向空中排放，隨后擴散到整個(gè)歐洲，嚴重威脅各地居民的人身、食品安全。該事件促使國際原子能機構召開(kāi)了一次國際大會(huì )，并起草了新的條例，為今后處理核事故影響制定了一個(gè)規范的程序。[20]最后，國際社會(huì )對于人權持續關(guān)注，甚至一度出現了“人權高于主權”的觀(guān)點(diǎn)。在20世紀以前，人權基本都屬于國內法的范疇，在二戰過(guò)后，人權問(wèn)題開(kāi)始從國內法進(jìn)入國際法領(lǐng)域，“人權作為具有全球性規模之正統性的理念獲得了普遍的承認”。[21]在《國家責任條款草案》中，聯(lián)合國甚至將主權國家對核心人權的嚴重侵害視為國際犯罪。[22]第三，在全球化與主權民族國家概念遭遇爭議的背景下，歐洲一體化作為一種超國家實(shí)踐，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二戰后，鑒于國際形勢的變化，為了徹底解決法德之間的沖突，同時(shí)在美蘇兩大強權下尋求自強，1950年法國外長(cháng)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了歐洲煤鋼聯(lián)營(yíng)計劃，歐洲一體化進(jìn)程自此正式開(kāi)啟。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發(fā)展，今天的歐盟已經(jīng)從最初的特定領(lǐng)域的合作組織，發(fā)展成為以“經(jīng)濟與貨幣聯(lián)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政治聯(lián)盟，以及司法與內務(wù)合作三根支柱支撐的大廈，在功能、作用、管轄范圍和影響力方面超越了迄今為止的一切國家間合作組織，是一種在性質(zhì)上低于現代國家，而高于一切其他國家間合作形式的新型國際組織”。[23]與歐洲一體化同時(shí)進(jìn)行的，是在廣大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出現的非化運動(dòng)，許多主權民族國家紛紛建立。而歐洲一體化作為主權叢林里的另類(lèi)，催生出了一種新的理念——“后主權”。“后主權”是全球化、區域化思潮在“主權”領(lǐng)域的反映，它意味著(zhù)主權是可以分享和分割的。[24]在主權時(shí)代，主權是至高無(wú)上、不可分割的。民族國家要求獲得的主權，需要具有對外的獨立性，與對內的最高性。有學(xué)者指出，民族國家形成的一般過(guò)程就是中央集權化的過(guò)程。[25]而在“后主權”的語(yǔ)境中，主權的讓渡與分享，已是既成事實(shí)，因此對于地區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所要求的獨立，并不需要掌握絕對主權，于是建立一個(gè)“后主權”國家便成了他們的獨立信條，在歐洲就主要表現為“在歐洲獨立”。[26]本文以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為案例，來(lái)分析“后主權”理念的特征。二、“在歐洲獨立”提出的背景與含義
“后主權”理念的產(chǎn)生受到了時(shí)代背景的影響，而蘇格蘭民族黨在1980年代面臨的國內政治形勢，也在動(dòng)搖著(zhù)黨派主權獨立的目標。1980年代末的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正處于一個(gè)十字路口，獨立的前路該通向何處，困擾著(zhù)蘇格蘭民族黨的精英們。1979年工黨政府主導的權力下放公投失敗后，保守黨在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領(lǐng)導下，在議會(huì )發(fā)起了對工黨的不信任案，使得英國大選提前舉行。在1979年5月的提前大選中，保守黨輕松擊敗工黨，組成多數派政府，撒切爾開(kāi)始了長(cháng)達11年的英國首相生涯。在其任內，撒切爾擱置權力下放，對英國進(jìn)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削減政府開(kāi)支和稅收，強調自由市場(chǎng)，奉行英國民族主義(British Nationalism)。[27]蘇格蘭作為剛經(jīng)歷過(guò)1970年代民族主義洗禮的擁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也作為戰后經(jīng)濟的主要受助地區，對于撒切爾的改革十分不滿(mǎn)，蘇格蘭著(zhù)名歷史學(xué)家湯姆·迪瓦恩(Tom Devine)對此評論：“1976年至1987年間，該國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制造能力。蘇格蘭在全球經(jīng)濟享譽(yù)一個(gè)多世紀的重工業(yè)在短短幾年內消失了。后工業(yè)經(jīng)濟確實(shí)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但當時(shí)的危機卻也留下了許多工人階級的社區混亂問(wèn)題?！盵28]安德魯·甘步爾(Andrew Gamble)也指出，撒切爾的改革希望“將北方變成像南方一樣，北方的依賴(lài)性、貧窮和失業(yè)將隨著(zhù)企業(yè)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而克服”，然而事實(shí)卻是“分裂了國家，演變成了一種對抗和破壞少數民族文化、社群和機構的政治”。[29]但蘇格蘭人對撒切爾的不滿(mǎn)，并沒(méi)有演變成為對于蘇格蘭民族黨的支持，反而是工黨收獲了蘇格蘭的選票。1979年推行權力下放的失敗，并沒(méi)有讓工黨擱置該議題，尤其是當撒切爾的改革激怒了蘇格蘭民眾，工黨發(fā)現這是贏(yíng)得蘇格蘭選票的好時(shí)機，便以保護蘇格蘭權益為名，大肆宣揚蘇格蘭應該建立自己的議會(huì )，其領(lǐng)導下的“蘇格蘭議會(huì )運動(dòng)”在蘇格蘭獲得了很高的支持率。[30]在1983年和1987年兩屆英國大選中，盡管保守黨在全國相繼勝出，但它在蘇格蘭的得票率分別僅為28.4%和24.0%，相比之下工黨在蘇格蘭的得票率分別為35.1%和42.4%。[31]而曾經(jīng)在1970年代高歌猛進(jìn)的蘇格蘭民族黨，在蘇格蘭的得票率從1974年10月的30.4%，下降為1979年的17.3%，再降為1983年的11.8%，1987年的得票率有所回升，但也僅為14.1%。[32]為何在蘇格蘭對于英國中央政府如此不滿(mǎn)的情況下，蘇格蘭民族黨仍然無(wú)法獲得選民的信任，這是蘇格蘭民族黨在整個(gè)1980年代不得不思考的問(wèn)題。再加上1979年權力下放公投上，蘇格蘭民眾所表露出的對權力下放的不甚熱情，[33]以及民調顯示的對獨立的極低支持率，[34]使得蘇格蘭民族黨主權獨立的目標開(kāi)始動(dòng)搖。杰克·布蘭德(Jack Brand)認為，蘇格蘭民族黨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都沒(méi)有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chǎng)。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蘇格蘭民族黨的早期歷史上，主權獨立理念一直占據著(zhù)上風(fēng)。蘇格蘭民族黨的前身之一是1920年成立的蘇格蘭民族聯(lián)盟(Scottish National League)，其主張就是蘇格蘭應該“從英國完全獨立”。[35]在1940年代，整合蘇格蘭民族主義力量而形成的蘇格蘭民族黨，它的黨章是“通過(guò)建立民主的蘇格蘭政府獲得蘇格蘭國家主權”。[36]在1974年，蘇格蘭民族黨已經(jīng)成為蘇格蘭政壇舉足輕重的力量，其在街頭集會(huì )中的口號依然是“獨立，一點(diǎn)都不能少”(Independence, nothing less)。[37]而蘇格蘭民族黨在1980年代面臨的慘淡形勢，使得追求絕對的主權顯得有些不合時(shí)宜。1985年，前工黨議員、后加入蘇格蘭民族黨的吉姆·塞勒斯(Jim Sillars)趁勢提出了“在歐洲獨立”的主張，該主張在1988年9月的蘇格蘭民族黨年度大會(huì )上被采納，[38]并成為蘇格蘭民族黨延續至今的黨派理念。顧名思義，“在歐洲獨立”即蘇格蘭在歐共體的框架內，從英國獨立出來(lái)。在當時(shí)的語(yǔ)境與蘇格蘭民族黨的心目中，獨立的蘇格蘭將與英國共同存在于歐共體的框架下，兩者的關(guān)系將是平等的主權國家關(guān)系，而不是中央與地方的關(guān)系。“在歐洲獨立”經(jīng)過(guò)吉姆·塞勒斯數年的宣傳與推廣，在蘇格蘭民眾當中已不再陌生，但當蘇格蘭民族黨正式將其作為黨派目標時(shí)，依然面臨著(zhù)諸多質(zhì)疑。首先，自1960年代英國政府開(kāi)始申請加入歐共體，蘇格蘭民族黨就一直持反對立場(chǎng)，其反對理由是蘇格蘭已經(jīng)對英國的官僚主義感到不滿(mǎn)，加入歐共體還需要面對來(lái)自布魯塞爾的官僚主義。[39]另外，1970年時(shí)任蘇格蘭民族黨主席的威廉·伍爾夫(William Wolfe)還表示：“我確信如果蘇格蘭隨著(zhù)英國的條件加入歐洲經(jīng)濟共同體，將意味著(zhù)我們民族身份毀滅的開(kāi)始?！盵40]而民族身份正是蘇格蘭民族黨存在的基石。因此當1988年蘇格蘭民族黨熱情地擁護歐共體，并表示將未來(lái)放在歐洲一體化框架內時(shí)，有學(xué)者認為這顯得頗為諷刺。[41]其次，對于蘇格蘭民族黨的反對者而言，“在歐洲獨立”的提法被認為是“毫無(wú)意義”的，“僅僅是一種口號”，因為不論蘇格蘭是否能夠獨立，即便獨立，能否成為歐共體成員國本身也是個(gè)問(wèn)題。[42]面對蘇格蘭民族黨的“在歐洲獨立”競選策略，工黨領(lǐng)袖之一的唐納德·杜瓦(Donald Dewar)就發(fā)起了“蘇格蘭，在英國獨立”(Scotland, independence within the UK)的倡議。[43]因為在工黨領(lǐng)導人心目中，蘇格蘭“在歐洲獨立”的口號，僅僅是希望在中央一級拿回更多的權力，與獨立相去甚遠。但對于蘇格蘭民族黨而言，如吉姆·塞勒斯所言，只有通過(guò)“在歐洲獨立”，蘇格蘭民族黨所希冀的從英國分離，才是一個(gè)可行的選擇。[44]盡管該理念沒(méi)能給蘇格蘭民族黨帶來(lái)即刻的民眾支持，但卻真正團結了該黨內部的激進(jìn)派和漸進(jìn)派，無(wú)論是蘇格蘭民族黨內部的前79團(蘇格蘭民族黨內部的左翼人士，因其在1979年與傳統蘇格蘭民族黨人士發(fā)生黨派理念爭執而得名)成員，還是傳統民族主義者，都認同“在歐洲獨立”的理念。[45]而對于蘇格蘭公眾而言，“在歐洲獨立”的提法，也更容易接受。有學(xué)者研究表明，民眾對于“在歐洲獨立”的支持率遠遠高于古典意義上的獨立。[46]最重要的是，“在歐洲獨立”為該黨日后在“獨立”議題的爭論中，開(kāi)辟了一個(gè)廣大的新空間，如尼爾·麥考密克(Neil MacCormick)所言，這種策略有利于蘇格蘭民族黨突破日后的千難萬(wàn)阻。[47]而后來(lái)的事實(shí)也印證了這一說(shuō)法。那么，“在歐洲獨立”這種“后主權”理念何以讓包括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在內的蘇格蘭人信服？本文從歐洲(歐共體/歐盟)[48]與蘇格蘭兩個(gè)角度去理解這一問(wèn)題，一方面是歐洲一體化給蘇格蘭獨立所提供的可能，另一方面，蘇格蘭自身的歷史傳統，對主權觀(guān)念的淡漠以及與歐洲的歷史親緣關(guān)系，也有利于蘇格蘭朝著(zhù)“后主權”的歐洲國家方向前進(jìn)。
三、歐洲一體化給蘇格蘭獨立提供的可能
關(guān)于歐洲一體化對于境內陸區分離主義的潛在影響，英國早在加入歐共體之前，就對此做了相關(guān)分析。1973年關(guān)于英國憲法結構的報告得出結論：“英國加入歐共體并不會(huì )排除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分離可能，但也不會(huì )讓地區分離變得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它可能會(huì )在相當程度上增加蘇格蘭和威爾士作為獨立國家所面臨的經(jīng)濟困難?！盵49]這種經(jīng)濟困難，并不是來(lái)自于潛在的英國阻止這些地區加入歐共體的可能性，而是作為獨立的國家，它們將不再享受到歐共體的地區政策福利，也無(wú)法享受到英國的地區政策扶持。而蘇格蘭、威爾士想要獨立，最為根本的還是取決于境內民眾的政治意愿，加入歐共體并沒(méi)有對此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該報告的分析邏輯并沒(méi)有問(wèn)題，但隨著(zhù)時(shí)間的推移，該報告得出的結論逐漸缺乏說(shuō)服力。歐洲一體化對于成員國的影響愈發(fā)深入，它在抹去主權國家疆界的同時(shí)，也間接挑起了地區民族主義者的獨立愿望，而蘇格蘭民族主義則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對此，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歐共體提供的領(lǐng)土經(jīng)濟安全保證和廣闊的政治平臺。一方面，歐共體能夠給蘇格蘭獨立提供可靠的領(lǐng)土經(jīng)濟安全。邁克爾·基廷(Michael Keating)曾提到過(guò)小國有著(zhù)天然的劣勢：在國家安全上，小國無(wú)法提供自己的防務(wù)；在經(jīng)濟上，小國很脆弱，缺乏龐大的國內市場(chǎng)，面對競爭壓力，它們可能很難捍衛自己的社會(huì )模式；在文化和語(yǔ)言上，小國更容易遭受來(lái)自外部的威脅。但這些劣勢，也可以通過(guò)外部庇護和內部模式調整予以彌補。[50]而這種外部庇護恰好是歐共體所能提供的。蘇格蘭民族黨前領(lǐng)袖亞歷克斯·薩蒙德(Alex Salmond)也曾談及類(lèi)似話(huà)題，在回答《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記者關(guān)于為何“當歐洲聯(lián)盟的開(kāi)放邊界和共同市場(chǎng)似乎在削弱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時(shí)，加泰羅尼亞、比利時(shí)和蘇格蘭的分離主義運動(dòng)似乎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更加強大”這一問(wèn)題時(shí)，他提到“小國過(guò)去常常面臨的問(wèn)題是兩種，其一是領(lǐng)土受到侵略的威脅，其二是進(jìn)入國際市場(chǎng)。這些問(wèn)題的解決都傾向于將人們推向更大的國家或更大的貿易集團?，F在西方世界的這兩個(gè)問(wèn)題都已經(jīng)消失了……小國家的缺點(diǎn)已經(jīng)消失”。[51]在這里，我們必須承認的是，蘇格蘭獨立之后的領(lǐng)土安全，并不僅僅由歐共體來(lái)確保。它首先基于宗主國并不會(huì )暴力相向，無(wú)論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還是其他地區和國家的人士，幾乎都不會(huì )認為在1980年代及以后，當蘇格蘭人希望獨立時(shí)，英格蘭人會(huì )以武力鎮壓這種獨立呼聲，當然前提是蘇格蘭的民族主義者并不以恐怖、暴力的形式進(jìn)行獨立訴求。在二戰后對于蘇格蘭權力下放最為冷漠的撒切爾，在談及蘇格蘭民族主義時(shí)，也認為如果大部分蘇格蘭民眾想要離開(kāi)，就讓他們離開(kāi)。[52]其次，歐共體能夠為蘇格蘭獨立增加領(lǐng)土安全的保證。盡管歐洲防務(wù)計劃步履蹣跚，但歐洲一體化開(kāi)始的一個(gè)重要初衷，就是消解法德矛盾，消除歐洲爆發(fā)戰爭的基礎。在共同市場(chǎng)的作用下，成員國內部的戰爭是不可想象的，而坐視成員國遭受外部侵略也同樣是不被接受的。因此，領(lǐng)土安全并不是二戰后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所考慮的首要問(wèn)題，他們最擔憂(yōu)的是經(jīng)濟安全。經(jīng)濟安全在這里指的是獨立后蘇格蘭抵御潛在經(jīng)濟風(fēng)險的能力，無(wú)論是聯(lián)合主義者，還是中間人士，都對其十分擔憂(yōu)，這也是制約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瓶頸之一。[53]而“在歐洲獨立”將這一問(wèn)題迎刃而解。歐洲的共同市場(chǎng)政策，能夠給蘇格蘭提供獨立后所需要的貿易市場(chǎng)，而小國在歐洲共同市場(chǎng)內的繁榮，也給了蘇格蘭民族主義者信心。[54]同時(shí)，英國和蘇格蘭將會(huì )同在歐共體，因此也不必擔心潛在的英格蘭與蘇格蘭疆界會(huì )存在關(guān)稅與人員流動(dòng)的壁壘。另外歐共體的貨幣一體化，也為蘇格蘭未來(lái)的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與安全保障。另一方面是歐共體的政治平臺。歐洲不但能給小國提供一個(gè)廣闊的政治舞臺，也能為小國提供話(huà)語(yǔ)權，至少在法理層面。保羅·達爾達內利(Paolo Dardanelli)在分析歐洲一體化對于地區民族獨立的吸引力時(shí)，指出了兩點(diǎn)原因：第一，這種整合使較小的國家在經(jīng)濟上更具可行性，因此降低了獨立的經(jīng)濟成本；第二，較小的國家在歐盟機構中有很高的代表性，在關(guān)鍵決策中與較大的國家享有正式的平等。[55]達爾達內利在這里提到的平等，指的是歐盟的最高決策機構歐洲理事會(huì )(European Council)在決策時(shí)，經(jīng)常使用全體一致原則(unanimity)，這意味著(zhù)歐盟的成員國，如馬耳他與德國，前者人口約40萬(wàn)，后者人口約8200萬(wàn)，在歐洲事務(wù)的最終決策上享有同等的地位。[56]其實(shí)，不僅僅是后來(lái)的歐盟，歐洲一體化從一開(kāi)始就尤其顧及小國的權利，從一體化之初所奉行的全體一致原則，到后來(lái)加入的“合格多數原則”(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歐洲共同體境內的小國都有著(zhù)超出其體量的投票權。[57]如在1965年12月31日引入歐洲部長(cháng)理事會(huì )(Council of Ministers)的合格多數原則，就明確規定了各國票數，其中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分別有4票，比利時(shí)和荷蘭各有2票，盧森堡有1票，要使提案獲得成功，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即17票中的12票，有學(xué)者指出，這意味著(zhù)一個(gè)大國只有在另一個(gè)國家(盧森堡除外)的支持下才能讓某一提案廢止。但該原則遭到了當時(shí)法國戴高樂(lè )政府的強烈反對，以至于在隨后15年中，全體一致原則成為歐共體決策慣例。[58]隨著(zhù)歐共體成員的增多和一體化的深入，在所有事物上的全體一致原則顯然不切實(shí)際，也造成了因大國、小國體量不同而形成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在1980年代，法國和德國都傾向于在歐洲決策上更多使用“合格多數原則”，而新加入的英國則成為該原則的質(zhì)疑者。[59]但無(wú)論是哪一種原則，歐共體對于小國都相當具有吸引力。另外，在很多蘇格蘭人眼里，歐共體也被看作是英帝國的替代品。[60]蘇格蘭作為一個(gè)少數民族，在1707年同英格蘭合并后，取得了飛速的發(fā)展，如戴維·羅伯茲所言，“享受了史無(wú)前例的繁榮”。[61]英帝國為蘇格蘭人提供了許多在國內無(wú)法得到的機會(huì )，有學(xué)者指出，大英帝國是蘇格蘭問(wèn)題的解決方案，因為蘇格蘭人是一個(gè)受過(guò)良好教育、有才干、積極進(jìn)取但貧窮的民族，而英帝國可以給他們提供一個(gè)去探索、開(kāi)拓、傳教、定居的場(chǎng)所。加入大英帝國也使蘇格蘭人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像蘇格蘭這樣的民族原本很難有機會(huì )實(shí)現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講，歐洲也可以為蘇格蘭人提供這樣一個(gè)舞臺，歐洲一體化所倡導的人員自由流動(dòng)，正契合了蘇格蘭人的傳統與價(jià)值觀(guān)，他們期待著(zhù)在歐洲的平臺上更好地實(shí)現自己的潛能。[62]四、蘇格蘭的“后主權”傳統與歐洲認同
“后主權”理念的出現和歐洲一體化的發(fā)展，可以看作是蘇格蘭民族黨選擇“在歐洲獨立”政策的外部因素，而蘇格蘭自身的“后主權”傳統與歐洲認同，則讓蘇格蘭人更容易接受“在歐洲獨立”。英國金斯頓大學(xué)的安之雄(Atsuko Ichijo)教授曾就“在歐洲獨立”的相關(guān)問(wèn)題對蘇格蘭境內的各界人士進(jìn)行了采訪(fǎng)，她發(fā)現盡管有蘇格蘭人表達了對地方與中央關(guān)系、官僚化、歐盟大國支配地位和歐盟內部民主可能減少的擔憂(yōu)，但幾乎沒(méi)有人表達過(guò)對于主權讓渡給歐洲的擔憂(yōu)。[63]這與英格蘭存在的嚴重疑歐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英格蘭對于國內主權的讓渡一直猶疑不決，對于歐洲一體化中的超國家性質(zhì)，一直保持相當的戒心。兩地的主權觀(guān)念緣何差異至此，本文從兩方面進(jìn)行闡述：第一，蘇格蘭歷史上從沒(méi)有享受“絕對主權”的洗禮；第二，小地區與大國在主權認知上存在著(zhù)本質(zhì)差異。第一，轟轟烈烈的主權學(xué)說(shuō)在蘇格蘭很少引起反響。本文前面提到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曾在一段時(shí)期內追求主權獨立，但蘇格蘭民族主義在蘇格蘭社會(huì )很長(cháng)一段時(shí)間內都處于寂寂無(wú)聞的狀態(tài)。盡管在1970年代中期的大選中，蘇格蘭民族黨曾名噪一時(shí)，但很大程度也是基于“石油神話(huà)”[64]和蘇格蘭民眾對于兩黨政治的抗議。[65]隨著(zhù)石油神話(huà)的消解，蘇格蘭民族黨的支持率在1980年代陷入低潮，即便是面對撒切爾執政所帶來(lái)的“民主赤字”，蘇格蘭人的憤怒也沒(méi)有表現為激進(jìn)的主權獨立，而是支持工黨所倡導的“蘇格蘭議會(huì )運動(dòng)”。[66]從英國的角度來(lái)看，英國中央政府對于蘇格蘭的治理長(cháng)期處于一種放任狀態(tài)，如林賽·帕特森(Lindsay Paterson)所言，盡管蘇格蘭并不是一個(gè)完全獨立的國家，但其享受到的自治程度與19世紀那些名義上的小的獨立國家并無(wú)二致。[67]二戰后，英國政府對于蘇格蘭的治理有所加強，但這是建立在福利國家體系之上的管理，并贏(yíng)得了蘇格蘭廣泛的支持。[68]在福利國家陷入危機的時(shí)候，權力下放政策隨即推出。因此，有關(guān)主權民族國家的概念，在蘇格蘭并沒(méi)有太大的市場(chǎng)。第二，強權政治的存在是主權時(shí)代與“后主權”時(shí)代都無(wú)法回避的現實(shí)。尊重各國的主權與領(lǐng)土完整的要義，早在1648年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就已確立，但真正能夠獲得絕對主權的國家屈指可數。如戴維·萊克(David A．Lake)所闡述的“國際關(guān)系等級制”，實(shí)際上就是國際關(guān)系中法理主權與事實(shí)主權并存的現實(shí)反映。[69]在現實(shí)中，小國或許能夠享受法理主權，但很難享受事實(shí)上的主權，因為其領(lǐng)土安全、貿易往來(lái)、外交政策都難免受到大國或是國際組織的影響。蘇格蘭人浸潤在這種國際體系之中，深諳此理。追求絕對主權對他們而言既沒(méi)有興趣，也并不實(shí)際。更為現實(shí)的是，如有學(xué)者提到的，蘇格蘭作為一個(gè)地區，本身就沒(méi)有什么主權可以失去，而主權從英國轉移到歐洲，反而能獲利更多。因此，對他們來(lái)講，英國議會(huì )的權力越小越好。[70]與之相比，英格蘭的情況并不一樣，日不落帝國的榮耀依然鐫刻在英格蘭人的心里，盡管英格蘭相對于過(guò)去的鼎盛時(shí)期已然衰退，但依然有著(zhù)影響世界的能力，因此他們對于讓渡給歐洲的權力十分謹慎。[71]如果說(shuō)蘇格蘭的“后主權”傳統讓蘇格蘭能夠放棄追求主權，那么蘇格蘭的歐洲認同，則有利于其將自己的未來(lái)放置于歐洲的框架內。對于歐洲認同的建構，李明明教授通過(guò)整合以哈斯(Haas)為代表的“新功能主義”和以多伊奇(Deutsch)為代表的“溝通交流理論”，提出了三個(gè)區域認同路徑：“第一，各種行為體之間的跨國互動(dòng)和交流；第二，國際機制的作用；第三，‘我們意識’和相對于他者的建構?！盵72]我們也可以從這三個(gè)路徑去理解蘇格蘭的歐洲認同。第一，在全球化的今天，蘇格蘭與歐洲的密切交往已不足為奇。但蘇格蘭在歷史上就把自己當作一個(gè)歐洲的民族，密切參與歐洲事務(wù)，以至于約翰·麥肯錫(John MacKenzie)認為：“從歷史背景來(lái)看，相比于英格蘭，蘇格蘭的民族認同更多地和歐洲聯(lián)系在一起?！盵73]蘇格蘭與歐陸大國法國有著(zhù)幾百年的同盟歷史，史稱(chēng)方老同盟(Auld Alliance)，在該同盟下，法國的臣民可以在蘇格蘭享受蘇格蘭本地人所享有的所有權利，同樣蘇格蘭人也享有法國國王授予的相同權利，而英格蘭在歐洲大陸并沒(méi)有相似的互惠特權。[74]蘇格蘭人也積極參與歐洲事務(wù)，最早的大規模移民就是去往歐洲。從14世紀晚期開(kāi)始，許多蘇格蘭人為了經(jīng)濟、教育和軍事機會(huì )移民到法國、低地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據估計，在15世紀期間，約有10 000名蘇格蘭士兵在法國服役，而1469—1471年的波蘭稅收數據也顯示，有大量蘇格蘭商人身在波蘭。到了16世紀，更是有越來(lái)越多的蘇格蘭士兵和商人前往普魯士、丹麥、瑞典，他們在這些地方形成了分散而鮮明的社會(huì )群體。[75]蘇格蘭對于歐洲事務(wù)的深度參與，直到1603年才漸漸減弱。因為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在繼承英格蘭王位之后，英格蘭、蘇格蘭成為同一王室領(lǐng)導下的國家(史稱(chēng)“王冠的聯(lián)合”)，蘇格蘭與法國的共同敵人不復存在。更重要的是，蘇格蘭開(kāi)始卷入英帝國蒸蒸日上的海外擴張事業(yè)當中。但蘇格蘭作為一個(gè)歐洲民族的身份，已經(jīng)深深烙印在蘇格蘭人的心里，蘇格蘭的教育、法律、教會(huì )體系等蘇格蘭民族身份的重要基石，都深受歐洲的影響。第二，國際機制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的歐洲一體化，在歐共體的領(lǐng)導下，已經(jīng)對地區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歐共體內部的地方政府不再局限于與國家行為體之間的雙向政治關(guān)系，而是在不同領(lǐng)域與各種行為體互動(dòng)。[76]地區政府在歐共體內部的活躍，使得歐洲一度被稱(chēng)為“地區的歐洲”(Europeof the Regions)。[77]其二，歐共體為改變地區之間的經(jīng)濟不平等，設立了結構基金(Structural funding)，該基金成為此后地區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資金來(lái)源，對于蘇格蘭而言，結構基金的影響十分明顯。歐共體的地區政策，最早源于歐洲社會(huì )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1958—)，然后相繼推出歐洲農業(yè)指導和擔?；?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1962—)、歐洲地區發(fā)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1975—)，這些組成了后來(lái)歐盟的結構基金(Structural Funds of the EU)。經(jīng)過(guò)一系列改革后，結構基金明確了以關(guān)注最貧窮和最不發(fā)達地區為主的基本原則。[78]蘇格蘭因為自己落后的工業(yè)結構和對農業(yè)、漁業(yè)的依賴(lài)，一直是結構基金的受益者。據統計，在1979—1996年間，蘇格蘭從歐洲結構基金中獲得了約16億英鎊的扶持，[79]因此，對蘇格蘭人而言，歐共體以及后來(lái)的歐盟是給自己帶來(lái)實(shí)在好處的機構。[80]第三，“我們意識”和相對于他者的建構。有學(xué)者指出：“人們認同某一社群的原因之一是社群的核心價(jià)值與個(gè)人價(jià)值相符?！盵81]當然這種歐洲認同，本質(zhì)上同歐洲其他地區一樣，是相對于美國、阿拉伯、東方等地區來(lái)界定的，這些都是歐洲身份的“他者”。但蘇格蘭在這一時(shí)期建構的歐洲認同，還有著(zhù)英格蘭的因素。歐洲一體化所展示出的社會(huì )民主價(jià)值觀(guān)，同撒切爾時(shí)代的英國所展示出的中央集權和自由市場(chǎng)精神相比，前者顯然更加契合蘇格蘭人的價(jià)值觀(guān)，而且對困于“民主赤字”的蘇格蘭人而言，歐洲也能夠提供另一套價(jià)值觀(guān)。[82]必須強調的是，與英格蘭的背離是促成歐洲認同的原因，但這并不代表蘇格蘭的歐洲認同，就超過(guò)了英國認同，也并不代表歐洲認同會(huì )成為蘇格蘭的最大認同?，F實(shí)是，多元認同雖然已經(jīng)成為蘇格蘭社會(huì )的現實(shí)，但歐洲認同的程度較之于蘇格蘭認同和英國認同，仍然較低。[83]然而我們也注意到歐洲認同的發(fā)展趨勢，如阿蘭·麥卡特尼(Allan Macartney)指出：“蘇格蘭人把自己當作歐洲的民族，有著(zhù)歐洲認同。當然在缺乏嚴謹的研究數據的情況下，這僅僅是推測。但可以肯定的是，蘇格蘭在20世紀的利益，已經(jīng)從英帝國、英聯(lián)邦轉移到了歐洲，而歐共體的進(jìn)一步融合，加速了這一趨勢?！盵84]結語(yǔ)
歐共體能為境內的小國家提供領(lǐng)土經(jīng)濟安全保證和廣闊的政治平臺，加上蘇格蘭自身的“后主權”傳統與歐洲認同，使得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并沒(méi)有去追求古典的主權民族國家形態(tài)，而是尋求一種“后主權”式的獨立——“在歐洲獨立”。對于蘇格蘭民族黨而言，這是最為實(shí)際的政策設計，也為蘇格蘭未來(lái)的獨立贏(yíng)來(lái)了更大的可能性。但該政策同樣面臨著(zhù)很多困難，從根本上來(lái)講，“在歐洲獨立”面臨著(zhù)歐洲是否接納的問(wèn)題。且不論英國是否同意，在2014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中，歐盟的法國、西班牙明確表示了對于蘇格蘭民族黨所提出的“獨立的蘇格蘭將自動(dòng)成為歐盟成員國”的否定意見(jiàn)。[85]因為這種行為意味著(zhù)打開(kāi)了歐洲境內陸區獨立的閥門(mén)，顯然和各成員國利益不符，尤其是對于諸如西班牙、法國這樣同樣面臨著(zhù)境內陸區分離問(wèn)題的國家。當然，這些困難并沒(méi)有阻止蘇格蘭民族黨朝著(zhù)“在歐洲獨立”的方向邁進(jìn)，一種“后主權”國家形式的未來(lái)已經(jīng)在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中扎根，如邁克爾·基廷所說(shuō)：“我相信，蘇格蘭最終將會(huì )有一個(gè)與英格蘭松散聯(lián)盟下的后主權政體，并在市場(chǎng)和各種聯(lián)盟的約束下建立自己的社會(huì )?！盵86]究竟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的“后主權”前景如何，仍有待我們繼續觀(guān)察。[1]筆者曾經(jīng)專(zhuān)門(mén)就中國對于蘇格蘭獨立問(wèn)題的研究進(jìn)行了梳理分析，參見(jiàn)Minchao Hua, “The 2014 Scottish Referendum in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Scottish Affairs,Vol.28, No.2(2019), pp.200－215.[2]參見(jiàn)周少青：《西歐民族分離主義運動(dòng)的批判與反思——以加泰羅尼亞和蘇格蘭獨立運動(dòng)為例》，《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孫堅：《試析蘇格蘭分離運動(dòng)的憲政淵源》，《史學(xué)集刊》，2017年第3期；劉泓：《蘇格蘭公投與民族主義政治思想》，《世界民族》，2014年第6期。
[3] Ben Jacks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85, No.1(2014), p. 55.
[4]在蘇格蘭獨立白皮書(shū)中，蘇格蘭政府強調：“我們將繼續與英國其他地區留在五個(gè)聯(lián)盟里：歐盟、英國王室領(lǐng)地、英鎊區、北約和社會(huì )聯(lián)盟?！眳⒁?jiàn)Scottish Government, Scotland's Future: Your Guide to an Independent Scotland, Edinburgh: Scottish Government, 2013, p．215.
[5]參見(jiàn)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Transcription”．https://www.archives.gov/founding-docs/declaration-transcrip(2019－08－08)．
[6] Ben Jacks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85, No.1(2014), p.54.
[7]蘇格蘭民族黨在2015年的全國大選中，獲得了蘇格蘭議會(huì )席位59席中的50席和蘇格蘭境內總計50%的選票，創(chuàng )下了歷史得票巔峰。數據參見(jiàn)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General Election 2015,” July 18, 2015.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7186/(2019－10－08)．
[8]李浩培、王貴國編：《中華法學(xué)大辭典》(國際法學(xué)卷)，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頁(yè)。
[9]許崇德編：《中華法學(xué)大辭典》(憲法學(xué)卷)，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882頁(yè)。
[10] Hans Morgenthau,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Reconsidered,” Columbia Law Review, Vol.48,No.3(1948), p.341.
[11]主權屬于人民，按此邏輯，主權與國家的結合應該稱(chēng)作“人民國家”或是“國民國家”，但“民族”與“國民”在涉及“主權”概念時(shí)發(fā)生了交疊，因此，我們習慣性地稱(chēng)之為“民族國家”“民族主權”，參見(jiàn)張鳳陽(yáng)：《西方民族——國家成長(cháng)的歷史與邏輯》，《中國社會(huì )科學(xué)》，2015年第6期。
[12] [美]彼得·F.德魯克著(zhù)，傅振焜譯：《后資本主義社會(huì )》，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yè)。
[13] F.H.Hinsley: Sovereignty, London:C.A.Watts, 1966, p.1.
[14] Louis Henkin, “The Mythology of Sovereignty,” in Ronald St.J.MacDonald,ed., Essays in Honour of WangTieya, Leiden: Martinus NijhoffPublishers, 1994, pp.351－352.
[15]王遠河：《后民族政治的內在張力及其認同路徑：以歐盟為例》，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yè)。
[16]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1
[17]朱邦造：《歐洲文明的軌跡》，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頁(yè)。
[18] Michael Keating, “Plurinational Democracy in a Post- Sovereign Order，” 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 Vol.53, No.4(2002), p.355.
[19]參見(jiàn)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thewto_e.htm(2019－11－09)．
[20]參見(jiàn)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Chernobyl Accident 1986”. https://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safety-and-security/safety-of-plants/chernobyl-accident.aspx(2019－09－09)．
[21] [日]大沼保昭著(zhù)，王志安譯：《人權、國家與文明》，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3年版，第97頁(yè)。
[22]趙永琛編：《國際刑法約章選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頁(yè)。
[23]王覺(jué)非編：《歐洲歷史大辭典》下冊，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8頁(yè)；孫林、黃日涵：《政治學(xué)核心概念與理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8－99頁(yè)。
[24]關(guān)于“后主權”的闡釋?zhuān)梢詤⒁?jiàn)Neil MacCormick, Questioning Sovereignty: Law, State and Nationin the European Commonw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 Keating, Plurinational Democracy: Stateless Nations in a Post-Sovereignty E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Neil Walker, ed., Sovereignty in Transi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3.
[25]孫林、黃日涵：《政治學(xué)核心概念與理論》，第97頁(yè)。
[26]參見(jiàn)Daniel Cetra, Robert Lineira, “Breaking-up within Europe: Sub-state Nationalist Strategies in Multilevel Polit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6, No.3(2018),pp.717－729; Peter Preston, “Cutting Scotland Loose: Soft Nation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Europ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0(November 2008), pp.717－728.
[27] Nigel Lawson, The View from No.11: Memoirs of a Tory Radical, London: Bantam, 1992, p．64.
[28] Tom Devine, “How history turned against Tory-voting Scotland，”14 September2014.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sep/14/history-turned-on-tory-voting-scotland-thatcher-1980s(2019－12－28)．
[29] Andrew Gamble,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New York: Palgrave, 1994, pp.166－167.
[30]關(guān)于工黨對蘇格蘭權力下放的支持，詹姆斯·米切爾(James Mitchell)曾一針見(jiàn)血地指出，這是工黨為了獲得蘇格蘭選票，也是壓制蘇格蘭民族黨威脅的手段。參見(jiàn)James Mitchell, “The Evolution of Devolution: Labour's Home Rule Strategyin Opposit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3, No.4(1998)，pp.481－482.
[31]參見(jiàn)“General Results, 1983”．https://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information-office/m09.pdf(2019－08－11); “General Results, 1987”. https://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information-office/m11.pdf (2019－08－11)．
[32]參見(jiàn)“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in House of Commons”．https://web./web/20101231210732/http：//www.historylearningsite.co.uk/scottish_national_party.htm(2019－08－10)．
[33]雖然支持權力下放的人數占投票人數的51.6%，但支持者總得票率僅為32.9%，沒(méi)有達到“40%以上蘇格蘭選民支持”這一門(mén)檻，蘇格蘭權力下放未能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在蘇格蘭12個(gè)選區中，有一半不支持權力下放。參見(jiàn)Results of Devolution Referendums (1979 &1997), Research Paper No.97/113, 10 November，1997.
[34] 1979年的民調顯示，僅有不到10%的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參見(jiàn)W.L.Miller, “The Death of Unionism，” in T. M.Devine, ed., Scotland and the Union 1707－2007,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pp.179－180.
[35] Richard J. Finlay, Independent and Free: 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Origins 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1918－1945,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1994, p. 251.
[36] Peter Lynch, SNP: The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Cardiff: Welsh Academic Press, 2002, p. 58.
[37] Eve Hepburn, “Degrees of Independence: SNP Thinking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Gerry Hassan, ed., The Modern SNP: From Protest to Pow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2.
[38] Allan Macartney, “Independence in Europe,” Scottish Government Yearbook,1990, p. 35.
[39] Andrew D. Devenney, “Joining Europe: Ireland, Scotland, and the Celtic Respons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1961－1975,” Journalof British Studies, Vol.49, No.1(2010), p．110.
[40] Andrew D. Devenney, “Regional Resistanc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ase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1961－1972,”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33, No.3(2008), p. 330.
[41] Daniel Cetra, Robert Lineira, “Breaking-up within Europe: Sub-state Nationalist Strategies in Multilevel Polities,” p. 724.
[42] Allan Macartney, “Independence in Europe,” p．35.
[43] James Mitchell, “The Evolution of Devolution: Labour's Home Rule Strategyin Opposition,” p.490.
[44] Jim Sillars, Scotland: The Case for Optimism, Edinburgh: Polygon,1986, p．186.
[45] David Torrance, “The Journey from the 79 Group to the Modern SNP,” inGerry Hassan, ed., The Modern SNP: From Protest to Power, p.163.
[46] Allan Macartney, “Independence in Europe,” p．36.
[47]參見(jiàn)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Neil MacCormick: Law,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1979－1989)”．https://www.qmul.ac.uk/law/maccormick/1979－89/(2019－11－22)．
[48]歐共體成員國在1991年12月通過(gu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成立歐盟(European Union)。1988年蘇格蘭民族黨采納“在歐洲獨立”時(shí)，所面臨的對象是歐共體，所以本文會(huì )著(zhù)重對歐共體的時(shí)代背景進(jìn)行分析。同時(shí)，歐盟所代表的更緊密的一體化，也堅定了蘇格蘭民族黨“在歐洲獨立”的信心，因此本文也會(huì )參考學(xué)者關(guān)于歐盟與地區民族主義的分析。
[49]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Constitution,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Constitution, 1969－1973, Cmnd 5460, Vol.1, London: HMSO, 1973, p．150.
[50] Michael Keating, “Preface: outline of the issues,” in Harald Baldersheim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Small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Vulnera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5, preface:xii－xiii.
[51] Joshua Keating, “Scotland's independence leader on how Margaret Thatcher helped Scottish nationalism,” 9 April, 201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04/09/scotlands-independence-leader-on-how-margaret-thatcher-helped-scottish-nationalism/(2019－08－10)．
[52] [英]瑪格麗特·撒切爾著(zhù)，本書(shū)翻譯組譯：《撒切爾夫人回憶錄——唐寧街歲月》，遠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頁(yè)。
[53] Seth Kincaid Jolly, “The Europhile Fringe? Regionalist Party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8, No.1(2007), p.123.
[54]參見(jiàn)Malcolm Harvey, “The Small State Argument,” in Michael Keating, ed., Debating Scotland: Issues of Independence and Union in the 2014 Referendu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52－165.
[55] Paolo Dardanelli, “Independence in Europe? EU Integration and ‘StatelessNations’,” Political Insight, Vol.8，No.3(2017),p.34.
[56] Paolo Dardanelli, “Independence in Europe? EU Integration and ‘Stateless Nations’,” p．34.
[57]關(guān)于小國在歐共體以及后來(lái)的歐盟境內的過(guò)度代表(over-represented)問(wèn)題，有許多學(xué)者討論過(guò)，參見(jiàn)Steven J. Brams, Paul J. Affuso,“New Paradoxes of Voting Power on the EC Council of Ministers, ” Electoral Studies, Vol.4, No.2(1985), pp.135－139; Alan Kirman et al., “Europea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Policy: Progress or Paralysis？” Economic Policy, Vol.10, No.21(1995), pp.421－420; R. J.Johnston, “The Conflict over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of Ministers: An Analysis of the UK Negotiating Stance Using Power Indic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5,No.2(1995), pp.245－254.
[58] Martin J. Dedma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45－95: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17.
[59] Andrew Moravcs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1(1991), p．28.
[60] Atsuko Ichijo, 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pe, London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00.
[61] [美]戴維·羅伯茲著(zhù)，魯光恒譯：《英國史》，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頁(yè)。
[62]參見(jiàn)Atsuko Ichijo, 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pe, pp.100－102.
[63] Atsuko Ichijo, 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pe, p. 99.
[64]關(guān)于石油對蘇格蘭民族主義的推動(dòng)可參見(jiàn)B.A.Farbey et al.,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Ideology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 No.3(1980),pp.405－424; Margaret C. Storrie, “The Oil Rush in Scotland: A Progress Report to 1975,” Area, Vol.8, No.3(1976), pp.179－186.
[65]穆雷·皮特克(Murray Pittock)曾指出：“1968年至1974年間的選民開(kāi)始對整個(gè)英國的兩黨政治感到不滿(mǎn)，而在蘇格蘭，這種幻滅與國家地位、自治和機會(huì )有關(guān)，所有這些都使得為民族主義者投票成為一種(對英國政府)抗議?！眳⒁?jiàn)Murray Pittock,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Scotland Since the Sixties,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8, p. 65.
[66] W.L.Miller, “The Death of Unionism,” in T. M. Devine,ed., Scotland and the Union 1707－2007, pp.179－180.
[67] Lindsay Paterson, The Autonomy of Modern Scotland,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68] T.M.Devine, “Three Hundred Years of the Anglo- Scottish Union，” in T．M.Devine, ed., Scotland and the Union 1707－2007, p．15.
[69]萊克認為現代世界存在著(zhù)兩種政治權威——“正式—法律型權威”和“關(guān)系型權威”，后者是導致國際關(guān)系中的等級制出現的根源。以美國為例，多米尼加共和國在1904年主動(dòng)請求美國總統去管理該國陷入困境的財政事務(wù)，而后美國長(cháng)時(shí)期接管了多米尼加的海關(guān)事務(wù)。沙特阿拉伯也曾邀請美國于1990年8月遣送25萬(wàn)軍隊，用以抵御薩達姆軍隊可能發(fā)起的侵襲。由此一來(lái)，美國就成為沙特的保護國。但這些國家名義上都是與美國平等的主權國家。參見(jiàn)[美]戴維·萊克著(zhù)，高婉妮譯：《國際關(guān)系中的等級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
[70] Atsuko Ichijo, 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pe, p. 90.
[71]參見(jiàn)Karine Tournier--Sol and Chris Gifford, eds., The UK challenge to Europeanization: The Persistence of British Eurosceptic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72]李明明：《論歐盟區域認同的社會(huì )建構》，《南開(kāi)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huì )科學(xué)版)，2005年第5期。
[73] John M．MacKenzie, “Brexit: The View from Scotland,” The Round Table,Vol.105, No.5(2016), p．578.
[74]參見(jiàn)Elizabeth Bonner, “Scotland's ‘Auld Alliance’ with France, 1295－1560,” History, Vol.84(Jan.1999), pp.5－30.
[75] Tanja Bueltmann et al., The Scottish Diaspor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introduction, pp.6－7.
[76]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Europe with the Regions’: Channels of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Vol.26, No.1(1996), p．73.
[77] Susana Borrás--Alomar et al., “Towards a ‘Europe of the Regions’? Visions and Reality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Regional Politics and Policy,Vol.4, No.2(1994), p．27.
[78]參見(jiàn)Iain Thom, “EU Structural Funds in Scotland,” 10 April，2019. https://sp-bpr-en-prod-cdnep.azureedge.net/published/2019/4/10/EU-Structural-Funds-in-Scotland/SB%2019－19.pdf(2019－11－01)．
[79] M.W.Danson et al., “The European Structural Fund Partnerships in Scotland: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s?” Scottish Affairs,No.27(Spring 1999), p. 23.
[80] Atsuko Ichijo, Scot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pe, pp.74－75.
[81]趙志裕等：《社會(huì )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范例》，《社會(huì )學(xué)研究》，2005年第5期。
[82] Andrew Gamble,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New York: Palgrave, 1994, pp.166－167.
[83]參見(jiàn)Charles Pattie and Ron Johnston, “Scottish National Identity: Why the Question of Europe Could Actually Keep the UK Together,” 20 March, 2017. http://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could-europe-prevent-the-break-up-of-britain/(2019－08－09)．
[84] Allan Macartney, “Independence in Europe,”p.37.
[85]參見(jiàn)Adam Withnall, “Spanish Prime Minister Mariano Rajoy opposes EU talks with Scotland,” 29 June，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spanish-prime-minister-mariano-rajoy-opposes-eu-talks-with-scotland-a7109176.html(2019－08－10); Paul Anderson, “Scotland, Brexit and Spain: A special deal forScotland is unlikely,” 16 January, 2017.http: //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7/01/16/scotland-brexit-and-spain/(2019－08－03)．
[86] Michael Keating, “Scotland Could End up as a kind of Post -Sovereign Polityin a Looser Union with England，” 8 March，2014.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4/03/08/scotland-could-end-up-as-a-kind-of-post-sovereign-polity-in-a-looser-union-with-england-2/(2019－ 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