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淮軍昭忠祠的管理制度
筆者未能掌握各地淮軍昭忠祠管理制度的材料，只與黎仁凱教授于十幾年前在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進(jìn)院落西廂房的西廊壁上，發(fā)現一通保存完好的名為《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以下簡(jiǎn)稱(chēng)《章程》）的碑刻，它是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建成后，光緒十七年七月由保定營(yíng)務(wù)處會(huì )同淮軍各統領(lǐng)公議，經(jīng)李鴻章批準后，同年十月刻石于此。該章程是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保存下來(lái)的重要史料，記載了這座淮軍昭忠祠公所的修建情況，規定了淮軍將領(lǐng)兵丁列祀袝祀的條件、程序、神牌樣式等。根據其記載，可以了解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的各種管理制度。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由于建成較晚，規模較大，其制度應較為完備，其它淮軍昭忠祠可能沒(méi)有如此詳細、完備的管理制度，但其總體制度應基本相同，由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的管理制度可以推測其它淮軍昭忠祠的大致的管理制度。
首先，關(guān)于祠所的人事管理制度?！墩鲁獭返谌龡l規定，昭忠祠公所仿照保定兩江會(huì )館章程，設總理一名，由在直隸的安徽籍有文武職分的實(shí)缺候補人員且職務(wù)較高者中遴選，總管祠所一切事務(wù)。設正印二員，佐職二員，稱(chēng)為正副值年，每年秋祭時(shí)在安徽同鄉候補正佐各員中公議推選，輪流掌印，也可派兩江會(huì )館安徽值年或其他人充任。以上人員如補授或署理官職而離開(kāi)保定，要公議另選接替人員，“毋許私相授受”。新舊人員交接時(shí)，要將銀錢(qián)、帳目、文契、折據等與司祠一起照帳點(diǎn)交，不能稍有虧短(103)?！墩鲁獭返谑鶙l規定，“總理、值年均有經(jīng)管銀錢(qián)之責，有稽查祠事之權”，應公正廉明，如“有徇情挪移、侵蝕冒銷(xiāo)等事，應準同鄉同寅揭稟，分別撤換罰賠，以重公項而免廢弛”(104)。
《章程》第四條規定，除總理、值年外，昭忠祠公所還設司祠一員，“擇安徽士人謹愿可靠有家屬者充之，祠中一應諸事皆歸其經(jīng)理”，包括對長(cháng)班夫役的管理，對屋宇、戲樓的檢查，對燈彩、陳設的保管收藏，如不勝任，“即由總理、值年辭退另延。如果勤謹將事，秋祭時(shí)公議，仍準蟬聯(lián)接管”。昭忠祠公所另雇長(cháng)班夫役10名，負責巡更、看門(mén)等具體事務(wù)(105)。
其次，關(guān)于祠所的銀錢(qián)管理?！墩鲁獭返谒臈l規定，祠所每年正月團拜及春秋二祭的祭品、演戲、席資等費每次只準用銀200兩，“不準多支”。早晚香燈、 朔望香燭、逢節紙錁貢品及窗紙、掃帚等項雜費津錢(qián)貳十千文（應為每月）(106)。 第六、七、九、十、十二條規定，祠所歲修經(jīng)費及司祠、長(cháng)班夫役的薪水等，經(jīng)李鴻章批準，由淮軍行營(yíng)銀錢(qián)所撥湘平銀3萬(wàn)兩，存天津匯豐銀行生息以支付。 不足之數，由盛軍在天津小站一帶屯墾的五處葦地共6000余畝移交祠所作為永遠產(chǎn)業(yè)的葦課收入中支付。盛軍將領(lǐng)將每年葦課收入銀兩移解祠中總理、值年時(shí)，由值年回明總理公同拆封，擇殷實(shí)可靠商典寄存，不準私存寓所。需用時(shí)由值年書(shū)票，憑折支取，同蓋圖章。所存銀錢(qián)每月要互相檢查，年終時(shí)由值年折報總理核明轉報，并于正月團拜時(shí)，將上年出入各款另具清冊，公同查核，張榜祠墻，以便公閱。以上收入如有余款，應提存作本生息。如有額外及緊要用款，要稟請李鴻章核實(shí)才準動(dòng)支?；窜娢奈涓鞔髥T參與捐款修建祠所，以后其子弟路過(guò)保定入祠致祭，可以查考帳目。如總理、值年紊亂規條，越例徇私，準其揭稟(107)。
第三，關(guān)于祠所物品及戲樓、公所的管理?！墩鲁獭返谑?、十四條規定，祠所內置備的各種器具及鋪墊、燈彩等皆載入清冊，存于值年和司祠處，并立粉牌懸示祠中，隨時(shí)查點(diǎn)，以防遺失。如遇公局鋪用，司祠應當晚點(diǎn)收，倘或短少，應回明值年查究，如不回明，事后查明由司祠賠償。祠所一切器物概不外借，如司祠徇私外借，查出立即辭退。凡有喜慶等事借用祠所演劇開(kāi)筵，要酌收香資一千到八千文，年終時(shí)由司祠呈報值年入帳。不準在祠所從事賭錢(qián)等事(108)。關(guān)于公所，《章程》第五條規定，“祠所后另建屋宇，原為淮軍將士致祭時(shí)公聚之所，無(wú)論外省、皖人、現任、候補及旅游斯土者，概不得租借久住，如有徇情私借私租者，查出議罰。”(109)
第四，關(guān)于對保定周?chē)不樟x地的管理。保定附近有四處安徽義地，一是南門(mén)外紙坊頭20.8畝，為乾隆年間方觀(guān)承任直督時(shí)購置；二是東門(mén)外丁家園45畝，為咸豐年間吳廷棟任直隸按察使時(shí)與清苑知縣丁學(xué)易（安徽懷寧人）等購置；三是南門(mén)外八里莊124.3畝，為同治年間直隸按察使張樹(shù)聲與周盛波等購置；四是西門(mén)外土橋155.3畝，為李鴻章倡率淮軍各營(yíng)陸續捐置。以上四處義地共345.4畝?！墩鲁獭返谑鍡l規定，過(guò)去義地由兩江會(huì )館安徽值年經(jīng)理，現在由昭忠祠公所正副值年代管。正副值年要按章程管理，用款各歸各帳，不能與祠所帳目相混(110)。
六、簡(jiǎn)短的結論
從最早的無(wú)錫淮軍昭忠祠到最晚的天津淮軍昭忠祠，其修建年代至今都已有一百余年的歷史。光陰荏苒，人事滄桑。昔日的各地淮軍昭忠祠已發(fā)生了很大變化。1901年李鴻章病逝后，保定、天津淮軍昭忠祠改為李文忠公祠，其它淮軍昭忠祠也各有變遷。據筆者考察，目前保存的尚有保定、天津、蘇州、無(wú)錫、巢湖淮軍昭忠祠。其中巢湖淮軍昭忠祠已對外開(kāi)放，保定淮軍昭忠祠為河北省文物保護單位，無(wú)錫淮軍昭忠祠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由各地淮軍昭忠祠的興衰及李鴻章主持修建淮軍昭忠祠的相關(guān)史實(sh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其一，各地淮軍昭忠祠及公所的修建，幫助李鴻章鞏固了地位，發(fā)展了淮系集團勢力。就任直隸總督后，李鴻章一是大量任用淮軍人物及皖人以擴充、發(fā)展淮系集團勢力，盤(pán)旋在他周?chē)娜藛T大半是淮軍出身或安徽大小同鄉。在《光緒朝硃批奏摺》中，保留著(zhù)一些李鴻章將在各地候補的淮軍將領(lǐng)留在直隸“分別備補”的奏片(111)。據后人回憶，當時(shí)合肥城鄉民眾多有步行二千余里來(lái)直隸投效李鴻章者，李鴻章都盡量任用(112)。他自己也承認，“同治中某移督畿輔，僚吏之在官者，將率之在軍者，吾郡人為多”(113)，后人因而評論他是“任用私人”。二是李鴻章不但為一些屬于他管轄范圍的淮軍病故官員將領(lǐng)要求恤典，而且為不屬于他管轄的淮系人員請求賜謚封爵，有時(shí)為一人而屢上奏摺。三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以清政府恤典制度所允許的范圍，盡可能地為淮軍修建昭忠祠、義阡享堂、公所并編修《昭忠錄》，且這些建筑基本上都由李鴻章首倡，由淮系人員捐貲修建。這些作法，一方面反映出李鴻章與淮軍上下的非同一般的鄉誼隸屬關(guān)系及淮軍的私人性質(zhì)，內部的上下齊心，一呼百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鴻章的任人唯親和不辨賢否。正是用這樣的手段，使李鴻章達到了鞏固自己地位，維系淮系集團利益，發(fā)展淮系集團勢力的目的。當然，我們并不否認李鴻章與淮軍在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更不否認淮軍將士及淮系集團中有作為的人物和愛(ài)國者。
其二，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在所有淮軍昭忠祠中最具代表性。在晚清，它坐落于直隸總督衙署西南約一華里處，位于保定城內西南角，其西面、西南及南面半華里處是保定府城城墻及護城河，這里環(huán)境幽靜，是修建祭祀型建筑的極好場(chǎng)所。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是現今各地淮軍昭忠祠保存較完好的一處，坐落于今保定市體育場(chǎng)東面，基本上保存著(zhù)原來(lái)的格局，占地面積約40畝，現存保存完好的各類(lèi)樓堂房廊近百間，約5000平方米。從建筑規制和占地面積來(lái)看，此處應是較大的淮軍昭忠祠公所。從入祀、袝祀人員之多來(lái)講，根據淮軍后期主要在北方活動(dòng)的事實(shí)來(lái)分析，這里應是較多的。而且，其管理制度在當時(shí)是相當完備的。入祀、袝祀人員有嚴格的上奏批準制度，管理人員的遴選、任用有一定的規章。從祭祀制度來(lái)講，分為官方的祭祀和內部的日常祭祀，可謂香火很盛。物品、銀錢(qián)的管理也有嚴密制度，并有淮軍提供正常的經(jīng)費補貼。更重要的是有李鴻章作為后盾，由此而使昭忠祠香火日盛，公所行旅不斷。
其三，淮軍昭忠祠可以說(shuō)是淮軍盛衰的歷史見(jiàn)證。以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為例，該祠所修建于淮軍在北洋各地發(fā)展，李鴻章的政治地位扶搖直上之時(shí)?；窜姷亩κr(shí)期是19世紀70、80年代，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淮軍駐扎于各地，淮軍將領(lǐng)或掌控軍隊，或出任地方大員，北洋海軍又編練成軍。此時(shí)的保定，從活動(dòng)場(chǎng)所來(lái)講，既有兩江會(huì )館，又有淮軍公所。從軍政機構、人員來(lái)講，上有位高權重的直隸總督，下有一批皖省官吏，還有淮軍營(yíng)務(wù)處，包括蓮池書(shū)院山長(cháng)吳汝綸亦為皖人，誠可謂淮軍及皖人在保定及直隸的勢力達到了鼎盛時(shí)期。但數年之后，由于淮軍能征慣戰的宿將周盛波、周盛傳、劉銘傳等相繼凋謝殆盡，二由于淮軍先后敗于甲午和庚子，三由于淮軍總首領(lǐng)李鴻章的撒手歸西，四由于淮軍后起將領(lǐng)聶士成等也戰死沙場(chǎng)，使淮軍失去了政治依托、得力將領(lǐng)及軍事實(shí)力，完全失去了昔日雄風(fēng)，基本上已不復成軍。李鴻章的病逝和淮軍的衰敗，也直接影響到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祠所的主要事務(wù)失去了決策者，必然使祭祀、管理逐漸廢弛。這與杜春和先生所講的北京安徽會(huì )館在庚子之后，“因遭受侵略者的破壞與失去李鴻章的依助，從而步入衰敗時(shí)期”的變化如出一轍(114)。
附帶需要指出的是，旅游文物部門(mén)及學(xué)術(shù)界應當加強對淮軍歷史文物的保護與研究。據筆者所知，現在全國尚存的淮軍昭忠祠有保定、巢湖、無(wú)錫、蘇州四處，另有北京安徽會(huì )館等建筑。在這些遺跡中，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無(wú)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遺產(chǎn)，是研究李鴻章與淮軍歷史、晚清祀典制度及會(huì )館制度的極好的實(shí)物史料。但有些建筑如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雖然早已被確定為河北省文物保護單位，但文物保護區內的房屋歷經(jīng)百余年的風(fēng)雨剝蝕，隨時(shí)都有坍塌的危險；由于住戶(hù)謀生的需要，這些房屋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這些情況應當引起有關(guān)部門(mén)的高度重視。李鴻章與淮軍在近代史上有不光彩的一面，李鴻章更是毀譽(yù)歧異、蓋棺不能論定的歷史人物，但無(wú)論如何，他們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弄潮兒和佼佼者，在近代史上起過(guò)重要的歷史作用?，F代的人們不能由于對李鴻章的如何評價(jià)而殃及淮軍的歷史遺跡及近代優(yōu)秀建筑遺產(chǎn)。應當妥善保護，盡快修繕，早日開(kāi)放，加強研究，使人們更多地了解近代的歷史與祖國優(yōu)秀的徽派建筑文化。
注釋?zhuān)?br> ?、?據《欽定大清會(huì )典》記載，清代祭祀分為大祀、中祀、群祀三種。大祀即天壇祭天、地壇祭地、祭祖；中祀即祭日壇、月壇、先農壇，祭孔子廟、關(guān)帝廟、文昌帝君、太歲、前代帝王等；群祀即祭群廟和群祠，包括先醫廟、火神廟、都城隍廟、東岳廟、龍神祠、龍王廟、倉神廟、賢良祠、昭忠祠、功臣專(zhuān)祠等。參見(jiàn)《欽定大清會(huì )典》，光緒己亥刻本，卷35，“禮部·祠祭清吏司一”。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shí)錄》卷25，《清實(shí)錄》總第7冊，中華書(shū)局1985年影印版，第390—391頁(yè)。
?、邰?《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清光緒戊申年商務(wù)印書(shū)館版，卷449，“禮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頁(yè)。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1，“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頁(yè)。
?、蔻?李鴻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卷7，第49頁(yè)。
?、?張樹(shù)聲：《請建淮軍昭忠祠摺》，《張靖達公奏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卷1，第5—6頁(yè)。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2，“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1頁(yè)。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2，“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2、4頁(yè)。
(11) 李鴻章：《巢湖建淮軍昭忠祠摺》，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頁(yè)。
(12)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清光緒十一年刻本，卷48，“武功傳三”，第9頁(yè)。
(13) 周盛傳：《盛軍建祠請奏稟》，周家駒編：《周武壯公遺書(shū)》， 清光緒三十一年金陵版，卷9，第8頁(yè)。
(14)(17) 李鴻章：《巢湖建淮軍昭忠祠摺》，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3—4頁(yè)。
(15)(18) 李鴻章：《安徽義阡享堂記》，李國杰編：《合肥李氏三世遺集》第2冊，第9—10頁(yè)。
(16) 李鴻章：《保定請建昭忠祠片》，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2，第38—39頁(yè)。
(19) 李鴻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第49頁(yè)。
(20) 裴大中修、秦緗業(yè)纂：《無(wú)錫金匱縣志》，清光緒辛巳鐫版，卷12，“祠祀”，第8頁(yè)。
(21) 無(wú)錫地方志、無(wú)錫縣志編纂委員會(huì )辦公室編：《無(wú)錫地方資料匯編》第2輯，第56頁(yè)，1984年印刷。
(22) 張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民國十年版，志27， “建置三·壇廟一·附祠祀”（江夏縣），第14頁(yè)。
(23) 馮桂芬：《移建昭忠祠碑記》，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清同治刊本，卷36，“壇廟祠宇一”，第8頁(yè)。
(24) 張樹(shù)聲：《請建淮軍昭忠祠摺》，《張靖達公奏議》卷1，第5—6頁(yè)。
(25) 劉銘傳：《請恤戰死將士建昭忠祠摺》，《劉壯肅公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卷6，第15頁(yè)；《清史稿》卷87，“志62·禮6·吉禮6”，中華書(shū)局1998年縮印版，第1冊，第711頁(yè)。
(26) 李鴻章：《安徽義阡享堂記》，李國杰編：《合肥李氏三世遺集》，第2冊，第9—10頁(yè)。
(27) 周盛傳：《盛軍建祠請奏稟》，周家駒編：《周武壯公遺書(shū)》卷9，第8—9頁(yè)。
(28) 李鴻章：《保定請建昭忠祠片》，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2，第38—39頁(yè)。
(29) 捐銀材料源自保定淮軍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進(jìn)院落東廂墻壁的《建立淮軍昭忠祠暨公所捐資文武銜名》碑刻，此碑刻現保存完好，但由于此房間年久失修，極度危險，不能進(jìn)入，此材料由保定直隸總督署博物館原館長(cháng)衡志義先生提供。
(30) 李鴻章：《巢湖建淮軍昭忠祠摺》，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頁(yè)。
(31)(39) 吳汝綸：《合肥淮軍昭忠祠記》，吳闿生編：《桐城吳先生全書(shū)·文集》，光緒甲辰刊本，卷2，第34—38、38頁(yè)。
(32) 沈家本修、徐宗亮纂：《重修天津縣志》，清光緒戊戌刊本，卷24，“輿地六·公廨”，第17頁(yè)。
(33) 袁世凱：《故督臣李鴻章天津專(zhuān)祠請列入祀典片》，廖一中、羅真容整理：《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冊，第1164—1165頁(yè)。
(34) 王者師：《李鴻章及天津李公祠》，《天津河北文史》第2輯，第13—17頁(yè)，1988年印刷。
(35)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卷36，“忠義傳二”，第76頁(yè)。
(36) 周盛傳：《本籍敬節育嬰義塾牛痘諸堂局懇奏立案稟》，周家駒編：《周武壯公遺書(shū)》卷9，第5頁(yè)。
(37) 《清史稿》卷87，“志62·禮6·吉禮6”，第1冊，第713頁(yè)。
(38) 李鴻章：《巢湖建淮軍昭忠祠摺》，《李鴻章全集·奏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冊，卷74，第2112頁(yè)。
(40) 吳樹(shù)梅修、張子杰纂：《續修歷城縣志》，民國十三至十五年鉛印本，卷14，“建置考二·壇廟”，第32—33頁(yè)。
(41) 亢亮、亢羽編著(zhù)：《風(fēng)水與城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58頁(yè)。
(42) 《無(wú)錫地方資料匯編》第2輯，第56頁(yè)。
(43) 裴大中修、秦緗業(yè)纂：《無(wú)錫金匱縣志》卷12，“祠祀”，第8頁(yè)。
(44) 李逢源修、諸崇儉纂：《清苑縣志》，同治十二年版，卷首，“直隸省城圖”。
(45) 戴巍光編著(zhù)：《中國名勝大典》，經(jīng)濟科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頁(yè)。
(46) 《欽定大清會(huì )典》，光緒己亥刻本，卷58，“工部”。
(47)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1，“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頁(yè)。
(48) 《參見(jiàn)王明居、王木林：《徽派建筑藝術(shù)》，安徽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0年版。
(49) 王明居、王木林：《徽派建筑藝術(shù)》第69頁(yè)。
(50) 吳闿生編：《桐城吳先生全書(shū)·詩(shī)集》，“附錄聯(lián)語(yǔ)一卷”，第79頁(yè)。
(51) 見(jiàn)黎仁凱、傅德元整理：《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載《近代史資料》總第83號，中國社會(huì )科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8頁(yè)。
(52) 吳汝綸：《合肥淮軍昭忠祠記》，吳闿生編：《桐城吳先生全書(shū)·文集》卷2，第34—38頁(yè)。
(53) 李鴻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卷7，第49頁(yè)。
(54) 裴大中修、秦緗業(yè)纂：《無(wú)錫金匱縣志》卷12，“祠祀”，第8頁(yè)。
(55) 《昭忠錄》，清同治蘇州忠義局刊行，第1冊，卷1—4。
(56)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卷36，“忠義傳二”，第82頁(yè)。
(57)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卷38，“忠義傳四”，第35頁(yè)。
(58) 呂林鐘修、趙鳳詔纂：《續修舒城縣志》，清光緒丁未刻本，卷37，“人物志·忠義”，第59頁(yè)。據沈葆楨修《重修安徽通志》記載，許成宗為“從祀無(wú)錫昭忠祠”，見(jiàn)該書(shū)卷211，第20頁(yè)。此處從《續修舒城縣志》的記載。
(59) 張樹(shù)聲：《請建淮軍昭忠祠摺》，《張靖達公奏議》卷1，第5—6頁(yè)。
(60) 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清同治刊本，卷37，“壇廟祠宇二”，第48頁(yè)。
(61)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卷48，“忠義傳2”，第89頁(yè)。
(62)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卷36，“武功傳3”，第5—6頁(yè)。
(63) 張、何均入祀京師昭忠祠，見(jiàn)《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0。傳記材料參見(jiàn)：《重修安徽通志》卷233，“人物志·武功”，第15頁(yè)；卷211，“人物志·忠節”，第20頁(yè)。
(64) 張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壇廟一·附祠祀”（江夏縣），第14頁(yè)。
(65) 沈葆楨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光緒三年本，卷203，“人物志·忠節”，第3—4頁(yè)。張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卷121，“職官15·傳”，第27頁(yè)；卷122，“職官16·傳”，第3頁(yè)。
(66) 黎仁凱、傅德元整理：《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近代史資料》總第83號，第64頁(yè)。
(67) 李鴻章在《保定請建昭忠祠片》中特別指出：“當捻寇蹂躪各省，總兵張樹(shù)珊、唐殿魁先后死綏”（《李鴻章全集·奏稿》卷62，第38頁(yè)），二人均陣亡于剿捻戰場(chǎng)，應列祀于保定淮軍昭忠祠。與張樹(shù)珊一起戰死的他的部將、副將劉登朝、郭有容均入祀于京師昭忠祠，也應列祀于保定淮軍昭忠祠。都司馬壽文、同知銜升用知縣李輝麟等（見(jiàn)周世澄編：《淮軍平捻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卷3，第10頁(yè)）應列祀或袝祀于張樹(shù)珊神牌之側。
(68) 楊鼎勛同治七年病死于直隸南部軍營(yíng)，李鴻章上《楊鼎勛請恤摺》，見(jiàn)《李鴻章全集·奏稿》卷14，第13—15頁(yè)，他符合入祀條件，應予入祀。
(69) 陳振邦于同治七年三月在河南長(cháng)垣、滑縣一帶與捻軍作戰時(shí)負傷旋身亡，應予列祀。與他一起戰死的部將總兵銜副將劉正同也應列祀。游擊銜都司魯朝斌、銘軍馬隊守備高峻嶺等一起戰死，他們應袝祀于陳振邦神牌之側或列祀。見(jiàn)《李鴻章全集·奏稿》卷13，第30—32頁(yè)；《淮軍平捻記》卷8，第12—13頁(yè)。
(70) 方有道，安徽太湖人，約同治六年在山東魚(yú)臺縣與捻軍交戰時(shí)陣亡，見(jiàn)沈葆楨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03，“人物志·忠節”，第27頁(yè)；《淮軍平捻記》卷3，第4—5頁(yè)記載。方有道已入祀于京師昭忠祠，也應入祀于保定淮軍昭忠祠。守備袁正泰與方有道一起戰死，應入祀或袝祀于保定淮軍昭忠祠。
(71) 張遵道，湖南永綏廳人，同治六年四月戰死于湖北黃安。見(jiàn)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shū)局1987年版，第138頁(yè)。他已入祀京師昭忠祠。
(72) 胡良作，湖南郴州人，同治七年六月重傷后病故。參見(jiàn)王爾敏：《淮軍志》第151頁(yè)。他也入祀于京師昭忠祠。
(73) 胡家讓于同治七年三月在河南滑縣陣亡。參見(jiàn)王爾敏：《淮軍志》第151頁(yè)。
(74) 周行發(fā)，合肥人，淮軍盛軍將領(lǐng)，官至副將加總兵銜，同治七年在直隸寧津、吳橋交界之毛家莊與捻軍作戰重傷身故，奉旨優(yōu)恤。參見(jiàn)沈葆楨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11，“人物志·忠節”，第23頁(yè)。他也入祀于京師昭忠祠。
(75)胡克讓?zhuān)不栈羟袢?，總兵，同治七年在山東與捻軍作戰陣亡，贈提督銜。參見(jiàn)沈葆楨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15，“人物志·忠節”，第22頁(yè)。
(76) 程廣和，安徽合肥人，同治七年病故于湖北防次。參見(jiàn)王爾敏：《淮軍志》第145頁(yè)。
(77) 尹昌景于同治七年二月在直隸安平陣亡。參見(jiàn)周世澄編：《淮軍平捻記》卷8，第8頁(yè)。
(78) 郭文武等于同治七年四月在天津楊柳青一帶陣亡。參見(jiàn)周世澄編：《淮軍平捻記》卷9，第3頁(yè)。他入祀于京師昭忠祠。與郭文武一起戰死的姚長(cháng)庚、曾文益應入祀于保定淮軍昭忠祠。
(79) 以上5人在剿捻時(shí)，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在湖北臼口陣亡。見(jiàn)王爾敏：《淮軍志》第167、150、170、172、176頁(yè)。曹仁美、謝連升均入祀京師昭忠祠。王定祥等三人皆為湖南人，也應列祀于保定淮軍昭忠祠。
(80) 黃振楚、劉斌于同治七年五月在山東樂(lè )陵、直隸吳橋一帶陣亡，應能入祀。與他們一起陣亡的游擊萬(wàn)得勝、都司龍得福應入祀或袝祀于他們神牌之側。參見(jiàn)周世澄編：《淮軍平捻記》卷9，第9—10頁(yè)。
(81) 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huì )編著(zhù)：《合肥市志》第4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頁(yè)。
(82) 沈葆楨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32，“人物志·武功”，第22頁(yè)。
(83)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49，“禮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頁(yè)。
(84)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1，“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頁(yè)。
(85) 張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壇廟一·附祠祀”（江夏縣），第14頁(yè)。
(86) 詳見(jiàn)《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李勝請恤片》；卷74《再請優(yōu)恤吳毓芬片》；卷74《徐道奎請恤片》。另見(jiàn)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中華書(shū)局1995年版，“軍務(wù)·人事”，第41輯，第735、681—682頁(yè)；第42輯，第531—532頁(yè)；第43輯，第139—140頁(yè)，李鴻章關(guān)于以上4人的摺片及硃批。 趙長(cháng)發(fā)材料見(jiàn)呂林鍾修、趙鳳詔纂：《續修舒城縣志》卷38，“人物志·武功”，第13—14頁(yè)。
(8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軍務(wù)人事”，第40輯，第78—80頁(yè)。
(8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軍務(wù)·人事”，第41輯，第365—366頁(yè)。
(89) 李鴻章：《王永勝請恤片》，吳汝綸編：《李鴻章全集·奏稿》卷57，第7頁(yè)；《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2，“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9頁(yè)。
(90) 《徐文達請附祀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第29—30頁(yè)；《清德宗實(shí)錄》，中華書(shū)局1987年影印版，卷291，第871頁(yè)?！稄垬?shù)屏請恤摺》，《李鴻章全集·奏稿》，卷71，第40—43頁(yè)；《清德宗實(shí)錄》卷296，第928頁(yè)。
(91) 《潘鼎新請祀昭忠祠摺》，《李鴻章全集·奏稿》卷63，第30—32頁(yè)；《清德宗實(shí)錄》卷259，第479頁(yè)；《劉瑞芬請付史館摺》，《李鴻章全集·奏稿》卷74，第41—42頁(yè)；《清德宗實(shí)錄》卷312，第60頁(yè)。
(92) 參見(jiàn)《光緒朝硃批奏摺》，第42輯，第184—185頁(yè)，《直隸總督李鴻章片》。
(93) 以上6人的傳記，見(jiàn)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huì )編著(zhù)：《合肥市志》第4 冊，第3394—3398頁(yè)。
(94) 沈葆楨修、何紹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33，“人物志·武功”，第15頁(yè)。
(95) 詳見(jiàn)《李鴻章全集·奏稿》卷47，第19—20頁(yè)：《丁德昌請恤片》；卷22，第6—7頁(yè)，《駱國忠請恤片》；卷37，第14—15頁(yè)，《郭松林請恤摺》。
(96) 黃云修、林之望纂：《續修廬州府志》卷48，“武功傳三”，第5—31頁(yè)。
(97) 呂林鐘修、趙鳳詔纂：《續修舒城縣志》卷38，“人物志·武功”，第1—15頁(yè)。
(98) 黎仁凱、傅德元整理：《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近代史資料》總第83號，第64頁(yè)。
(99)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52，“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1頁(yè)；卷451，“禮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頁(yè)。
(100)(101) 《欽定大清會(huì )典事例》卷449，“禮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頁(yè)。
(102)(103)(104)(105)(106)(107) 黎仁凱、傅德元整理：《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近代史資料》總第83號，第65—66、64—65、68、65、65、65—67頁(yè)。
(108)(109)(110) 黎仁凱、傅德元整理：《淮軍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條》，《近代史資料》總第83號，第67、65、67—68頁(yè)。
(111) 如《光緒朝硃批奏摺》第40輯第557頁(yè)有李鴻章將記名總兵劉盛楓等6員“留于直隸分別備補”的奏片；第583、835頁(yè)又有兩個(gè)這樣的奏片。
(112) 費澤甫：《李鴻章軼事》，《合肥文史資料》第1輯，第139頁(yè)，1984年印刷。
(113) 光緒二年秋吳汝綸代李鴻章撰：《廬州會(huì )館記》，見(jiàn)吳闿生編：《桐城吳先生全書(shū)·文集》卷4，第82頁(yè)。
(114) 杜春和：《李鴻章與北京安徽會(huì )館》，《檔案與北京史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 )論文集》（下），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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